河南新乡的魔方爱好者王俊鹏用自己的爱好为航天员表示祝贺

[32]作为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奥斯丁等人和作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格雷等人，主要是从主权者、法院等国家权力机构来定义法律，进而界定法理学及其研究对象。

《合同法》33条规定的确认书实质上是一份简单的书面合同[53]，与比较法上无需承诺的商业确认书完全不同，且在适用范围上施加了诸多不当限制，显然未照顾到我国使用确认书的全部商业习惯和交易实践。第二，实践中当事人并非只在采用信件、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时才采用确认书。

[35]此种缔约方式的特殊性也系以整个缔约过程为观察对象。有的依《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的反对解释，认为合同不具备本约的主要内容即为预约。从上述关于合意模式的比较法考察来看，以要约承诺为缔约范式的合意具体判断规则对于弥补纯粹一般性规定的确定性之不足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在现代交易背景下则已不能完全满足交易实践的需要。受让人之间可能串通围标，也可能恶意竞买再反悔，交易各方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现代交易方式在缔约的程序上已呈多样化和复杂化之势，因此既不能单纯采用一般性规定，也不能单纯采用具体列举式规定。

某甲公司诉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434号。正常交易情况下，每一瞬间都有大量的买卖报价发出，交易系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规则由电脑自动撮合、逐笔不断成交。而本土化的法教义学概念的提炼与体系的建构，一定不是基于特定和少数的复杂疑难个案为样本的法律方法论能力的展示，而是基于大量的本土司法实践生产出来的同类型案件的归纳、提炼、批判与体系化。

中国法律系统的分出虽然仍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障碍与困难，但社会对法律提出的功能要求是现实存在的，由此产生的刺激与推动法律系统分出的动能与力量也是巨大的。学艺不精说更根本的困境是，这样一种自我批评很可能是一种自我苛责，它实际上隐含着学者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与期待。正义是法律系统内部的抽象总标准，法教义学与法律系统的个案裁判系统，都以它为基础和总纲领展开工作。法教义学研究只能依据这些素材生产出有效产品。

此种反思必须超越法教义学研究者个人经验的反思与总结层次，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用法社会学的眼光与方法将法教义学研究放到整个法律体系的结构与演化过程中进行观察。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案例质量不合格，所以才导致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生产的落后。

实质上，现代法教义学研究仍然需要建立在许多客观的制度性条件之上，而这些条件的建设远远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法教义学研究，它们确实与医生的日常医疗实践和法官的日常裁判工作呈现出了功能子系统分化意义的差异性。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描述出这个作为具体部门法教义学研究基础的一般性架构，并基于中国法律发展的阶段与现实，将该架构在具体制度层面予以具体化的落实。这显然是与法律系统的分出趋势完全背道而驰的。

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相关判决，就可以发现，在个案审判中，法官往往根据个案裁判的具体需要，随意地限缩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构成要件的范围。同时，我们还必须直面当前的现状与困难，观察制约中国法教义学研究的种种因素，寻求突破之道。此外，学艺不精说也特别重视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与规范以及判决书制作与说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例如，笔者之前既是无米之炊说的拥护者，同时也部分同意学艺不精说的观点。

据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进行一种法社会学式的对同一法院大量案例的整理与比对，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性的裁判习惯法进行学说和理论体系的提炼与体系化。也就是说，法教义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推动的法学。

二、既有学说的洞见与不足 无论是学艺不精说还是无米之炊说，都是笔者基于中国法教义学的研究现状而进行的提炼和概括。法教义学研究一方面以本国司法裁判中出现的大量本土化案例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独立于本国的司法裁判体系，具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规则约束。

持学艺不精说的学者由此产生的一种冲动，就是试图挑选典型与合适的本土疑难案例，进行某种示范式的案例分析，从而在事实层面展示此种可能性的现实性。四、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不发达成因的再反思 通过把法教义学放到法律系统整体的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中观察，我们发现，虽然在法律系统演化的某个特殊阶段，法教义学与司法裁判系统在功能上分化开来，形成某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关系，但法教义学仍然是法律系统内部的子系统，法教义学研究本质上仍然以法律系统的演化与自主为条件，同时又受法律系统演化和发展程度的制约。学艺不精说的问题意识由此而产生。但在当时的欧洲，此种罗马法研究本身属于自然法研究的一部分。虽然无米之炊的隐喻非常形象，但持该学说的学者并不认为米的分散性或者米本身的质量是一个问题，而是认为米的供应渠道出现了问题。例如，根据姜峰教授的整理与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院受理案件已经连续增长30年，从1978年的61万件增长到1 200多万件，增长约20倍。

反过来说，裁判系统的高度专业化与高质高效，也有赖于高质高效的法教义学研究与理论产出的支持。事实上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曾将这两种观点予以专门的主题化处理，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大量的作品中归纳和概括出许多共同特征以及隐含在这些特征背后的共同思维倾向与看法。

学艺不精说的潜台词是，如果全国范围内大量的法学研究者见识了法教义学功夫的真正威力，并广为传播，勤加练习，最终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国法教义学研究的品质，从而本土化高质量的法教义学理论的繁荣也许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研究。

然而，反过来说，此种功能丧失也给法律系统带来全新的优势，即通过对可能之法进行限定这种重新界定的方式……引起可能之法的无限扩展。理论层面指出的可能性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性。

基于转型期中国法律实践发展出中国的法教义学体系，这是转型期中国法律学者的伟大使命。当沿着这个方向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和精深时，往往会为某些概念的提出预留空间。更具体地说，这是与法律系统的分出息息相关的。所谓疑难案件，简单地说，就是利用法律系统既有资源很难对案件事实的合法/非法做出判定的案件。

所谓的结构性因素，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法院系统的法官要在现有的国情和体制下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在日常工作中必须考虑的那些因素等。在法律系统内部，学说（法教义学）与判例既相互依赖，又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教义学研究之原材料的供应匮乏，而在于，法教义学研究其实对案例也是有要求的。但即便如此，正当防卫类案件仍很难做到同案同判，因此很难对未来的个案裁判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导致法教义学概念与命题的精细化作业难以开展。

法教义学最初被作为重要主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应该开始于一本具有留德背景的民法学同仁主办的刊物《中德私法研究》于2010年发表的一期专题研讨论文。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法院，最大限度地完美解决个案就是他们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医学与法教义学则相对超脱，更关注于具有较高抽象性与普遍性的具有体系性价值的理论建构与产出。

后者则认为，当前我国学说与判例沟通渠道和机制建设滞后，由此导致可公开的案例太少，从而使法教义学研究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属于从客观上探根源。法律方法论注重规范在个案裁判中的正确适用问题，因此强调各种法律适用方法的比较、提炼与总结，其目光关注的焦点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往返顾盼。如果说，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生产的机制与体制性条件不具备，而苛求中国法教义学研究者凭借着某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能克服所有困难并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产品，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法教义学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分化、独立与互动协作，恰恰是于历史的演化中在出现法律系统功能与结构的重新调整之际蓬勃发展起来的。

随着进入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各种全新的问题也随着演化的升级而涌现出来。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长期徘徊在比较法意义上的对西方法教义学研究成果的评介，却难以形成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在于中国法律系统并未充分地从中国社会整体的结构中分化出来，并以此种分化为前提建构起法律系统相对于社会整体环境的相对自主的内部复杂结构

首先，法官职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塑造了司法知识的专业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冲突。突发的失窃案将国家法律拉入宗族秩序面前。

例如一些司法案件在执行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常常转变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体制改革问题。[5]在法治建设中，同意的德性是更为根本的法律，是政治共同体面对现代化撕裂危机的重要抵制方式。